我荐｜索尔·贝娄：文明的、野蛮的读者 （赵玉明 译）
索尔·贝娄在美国文坛上声望颇高，被认为是“美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家”（马库斯·坎利夫著《美国的文学》）。贝娄祖籍加拿大，1915年生于加拿大，9岁移居美国芝加哥，并在此念完了大学，随后又就教于母校，后为芝加哥大学教授。作为文学家，其主要作品有《挂起来的人》《受害者》《奥吉·马奇历险记》《只争朝夕》《雨王亨德森》《赫索格》等。他的作品文思广阔，寓意深刻，风格独特。
因为我是中西部人，远离京都，又是移民的后代，所以，小小年纪就清楚地认识到，必须为自己的利益作出判断：在什么程度上，我的犹太人血统、我所处的环境（芝加哥这一意想不到的环境）、所受的教育得以主宰我的生活道路。我不想全面依赖传统和教养，完全的依赖意味着一个人的完蛋。当今文明世界最普通的一条教义可以简述为：“说出你在何处诞生便知你的身分和地位。”可是芝加哥，以及我那急切盼望全面美国化的家庭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按照它那种形象使我长大成人。当我还没有能力清楚地思考的时候，对环境加给我的卑俗的重压，就采取了顽强抵制的态度。为什么不愿让自己成为环境的附庸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只是那种急功好利、贪求实惠、铢积寸累、庸俗拉拢的市侩风气始终没能缠住我的手脚。
母亲想要我成为提琴师，不成，就当一名犹太教教士。这样，我可以在教徒集会主持人和朝圣者经堂圣餐伴奏手之间择善而从之。在传统的正教徒之家，男性少年要学习翻译《创世记》和《出埃及记》。我要真地学干这一行的话，可说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获得犹太法学博士的头衔。只不过，那美妙的街上世界诱得我寝食俱废，所以就没捞到这份圣职。另外，虔诚的信徒生活对我来说，简直格格不入。总而言之，我从孩提时代，就已经开始了不拘一格的涉猎，因而很快就舍弃了古老的宗教信仰。
十七岁上，父亲勉强准许我进了大学。我成了一名满怀热情、兴趣广泛但又是反复无常、不听教诲的学生。如果报名进经济系201班，肯定会把全部时间用在易卜生和萧伯纳①的作品上，倘若选学作诗，不久就又会对那些韵律啦、分节啦深感厌烦，转而一门心思去研究读克鲁泡特金②的《革命战士回忆录》和列宁的《怎么办？》了。我的志趣和习性有点儿近乎作家，宁可自己去领略诗中的玄妙，也不愿得益于讲坛上论述作诗的种种说道。为使我那因读书而过分劳累的眼睛得到休息，我到球员俱乐部游泳，或邀伴儿打几场乒乓。
①易卜生（1823—1906）挪威剧作家。萧伯纳（1856—1950）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和评论家。
②克鲁泡特金（1842—1921）俄国科学家、无政府主义者。
不久我就意识到，在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看来，出生于芝加哥这个野蛮的实利主义中心的青年，决不能指望有任何培养前途。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、炼钢厂、修车场，以及工业村里那些原始的、有凉台的平房；加上阴沉郁闷的金融机构集中区，棒球场和职业拳击赛，对歹徒打群架的禁令，拉帮结派的政客等等一切凑拢来，形成一个牢固的、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的蒙昧的外壳，文化之光无法把它穿透。“完全没有办法”，这是最先进的现代化艺术代言人，高度精确的英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、意大利人作出的判决。根据这些外国观察家的意见：美国比欧洲虽有许多长处，比如资源丰富、精力旺盛、不受束缚不受致病的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等等，然而关于艺术，正如温德姆·刘易斯①所说的那样：与其希望明尼苏达州的长老会会友成就一名画家，倒不如寄希望于爱斯基摩人来得好些。
①温德姆·刘易斯（1884—1957）英国画家兼作家。
最不受本国阶级偏见影响的文明的欧洲人，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得不到充分控制的偏见加给门户开放的美国。有一种现象为人们所不易预见：一切文明国家注定是要下降为劣等的、世界通用的角色。而这些老传统文明支干的可悲衰落，会打开新的机缘，迫使我们重新估价传统文化所作的那些判决，也就是说，促使我们发挥独立见解──这可是一桩暂时尚不明显的、由衰落带来的好处。对周围环境作出尽可能深刻的解释，是人类生于斯、长于斯的目的。很简单，当中心移位，大厦倾覆的时候，人们便有机会见到一些原来挡住了的真理，长期存在的前提必须加以订正，旧章法应当用新眼光看待了。
回忆起来，我写的书有些是人人可读的喜剧作品。比如把自己想象成美国的卡利班①的亨德森②承袭了父亲的大厦，他登上大厦藏书室的梯子，想找出老子在书中标出的段落。而这位普罗斯珀罗③式的父亲则认为儿子野蛮成性，不可教诲；再如诗人亨布尔特，为了卖弄他那间新泽西州穷乡僻壤上的小屋，引用麦克白④的话说：“我的城堡里有宜人的宝座”；又如奥吉·马奇⑤在埃尔诺的床下发现了哈瓦德⑥的经典巨著，如此等等。为什么对高尚文化的依恋竟采取如此滑稽的方式呢？看来，原因之一是，美国社会在起步前进的时候，就已走上了不同的方向。正当亨布尔特专心思考他最崇拜的作家叶芝、艾略特和普鲁斯特⑦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却以不适当的慷慨，赠给他一部四汽缸布克牌汽车，让他在泥泞的大道上跋涉，在他那些美国同胞的眼里，他──愿上帝保佑他──算不上什么作家。
①卡利班是莎士比亚戏剧《暴风雨》里的半畜半人。怪物女巫卡西莱克之子。
②亨德森系索尔·贝娄著《雨王亨德森》里的主人公。
③普罗斯珀罗，莎剧《暴风雨》里的正统的米兰公国君主，他流落荒岛时曾一度将卡利班带回家以教养，后卡利班不可教育，便叫他当了仆人。
④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悲剧《麦克白》的主人公，他杀君篡位，落得覆灭的下场。
⑤奥吉·马吉是索尔·贝娄所著《奥吉·马奇历险记》的主人公，此人年轻无知、兴趣广泛，但缺乏恒心，一生里有许多虎头蛇尾的冒险经历。埃尔诺是这本小说里的一个虚构的人物。
⑥哈瓦德（1667—1738）美国殖民时期牧师，生于英国伦敦，他的著作及藏书遗赠给马萨诸塞埃布里奇大学，1739年此大学改名为哈瓦德大学。
⑦叶芝（1865—1939）爱尔兰剧作家，诗人。艾略特（1819—1880）英国女作家。普鲁斯特（1871—1922）法国小说家。
另一个较不明显的原因说来令人好笑。知识分子写出的书（这是为向我们进行启蒙教育而作的最大努力），总是把人引向抽象化的不毛之地。多年刻苦钻研，所得到的，除那些把人们与现实隔绝开来的一套套高见、一条条公式外，其余几近于零。理论上的借贷，削弱了个人独立作出判断的能力。抽象化犹如直射的阳光，它可以把我们的皮肤晒黑，显出健康的外表（或精神上占优势的感觉），但长远看来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，却是未老先衰，甚至染上皮肤癌。换言之，对学问有所质疑，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尽管我们是不文明的、传统混杂的人群，但对以往知识分子所说的事实真相仍然深信不疑，对他们以虚构的、主观臆造的语言作出的“权威性解释”表示容忍。可是到头来，人必须支配自己的经验，如果一味从书中寻求帮助，那就应了卡夫卡①所打的比喻：把人生禁锢到书里，“犹如笼中锁鸟”，毫无效益。
①卡夫卡（1883—1924）奥地利作家，他的隐喻性描写心理活动的小说对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有一定影响。
抱着这样一种观点，我发现自己像美国人常说的那样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。欧洲观察家有时把我归于混血珍奇动物类，说我既不全像美国人，也不符合欧洲人标准。因为，当我头脑里装满了诗人、哲学家和史学家的种种货色以后，并没有拾人牙慧，而是毫无章法地躲到我那中西部巢穴里销声匿迹了。当然，遵循现代派作家的惯例，我也是自修者。借一句巴尔扎克①的话说，“世界是属于我的，因为我理解它。”
①巴尔扎克（1799—1850）法国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。
美国读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，对我的书中某些外国情调表示反感，认为我引喻古人、自命不凡、装腔作势。这一点我乐于承认。我的书可能有某些地方难于卒读，而且由于未受教育的公众人数日益增加，这些书似乎就变得更难。掌握读者精神上的尺度确非易事。人们应当了解，有这样一种情况：如果让人人读书，而且出于对读者的尊敬，或为了顾及情面，人们易于隐约其词，说这些读者对记叙二十世纪历史事件的各类作品熟悉得更多，而不是求得他们对作品的如实评判。除此以外，作家也常把某种心理上的调和视为理所当然，“只消加上或减去那么一点儿微小的差别，别人就在本质上像我；我的也就基本上像别人。”一件作品如同给上帝的一份献礼，你把它捧上祭坛，希望祭祀长的法杖不致戳瞎你的眼睛；同时你对天许愿，一旦作品驳回，不会火冒三丈，变成杀人凶手。也许你怀着一片童心，创作了得意的珍品，不事删削地送进神的殿堂。现在还看不出此书价值的神灵们，也许以后会承认其价值。因此你总感到不是为当代人而写作。到目前为止，你的真正读者也许尚未驾临此地，你的书将使他们登场现身。
我有时常常特别倾心于揶揄美国文人。《赫佐格》便是这类喜剧性小说。写的是一位美国名牌大学的哲学教授，因被妻子遗弃而陷于精神崩溃。他突然发作了“书信狂热病”，写了许多信，有的伤心惨目；有的讽刺挖苦；有的蛮横粗暴。他不但把信发送给亲戚朋友，而且也寄给他的授业导师──思想界巨人。当然，在这精神危机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指望他有什么理智的行为，他气急败坏，根本顾不得从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①的著作中寻找安慰和告诫。可是，这个断肠人儿一旦清醒过来，便向人们讲述了他的感受，领悟了人生的意义，认识到自己所作这种尝试是多么荒谬。他最后放弃了荒唐的举动，写道：“我国目前急需的乃是五分钱一份的真正的矛盾的统一。”自然这不过是模仿了伍德罗·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句名言：“我国当前急需的是五分钱一支的货真价实的雪茄”。
①亚里士多德（前384—前322）希腊哲学家。斯宾诺莎（1632—1677）荷兰哲学家，主张泛神论。
②马歇尔（1854—1925）美国二十八届副总统（1913—1921），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他主张振兴战时经济，反对禁酒令。
某些《赫佐格》的读者抱怨此书行文别扭。虽然对那位倒霉而又滑稽的教授有所同情，但对那些冗长迂腐的信件则深感厌恶。有的认为，他们像应邀参加一场高难度的、关于知识分子经历的综合考试，并认为，是我把晦涩、卖弄学问与同情、机智混为一谈。
否！我讽刺的正是卖弄学问！
那位说：“如果你意在于此，也并未如愿以偿。有的读者还以为你在发动比赛哩，搞什么障碍赛跑，或者填写山案座星球名称的字谜游戏那类的比赛。”确实，对于接受检验，高兴者甚少而怨恨者居多。人们最关心的乃是各自的职业和触及市民神经的严重问题，如经济问题、政治问题、核废料处理问题等等。可是，劳累终日，需要有所娱乐，不能引起兴趣的娱乐谁也不肯光顾。在这方面，我也毫不例外，如看蒙田的作品，我就尽量略过那些来自古典著作里的长篇引文，因为我中学里学到的那点拉丁文知识对此难以招架，何况，再回到中学时代也绝非一桩乐事。
我想以《赫佐格》作为本文结尾，目的是借此向人们表明，“高等教育”对于一个遭遇不幸的人所提供的帮助是多么软弱无力。赫佐格本人最后意识到，在驾驭生活这件事上他没有什么教育素养（那些男女隐私、房中的学问，大学里谁教过他？）于是──用开玩笑的话说──他又回到正直的人们当中，或者正如我写这本书时，内心考虑的那样：回到原始的平衡点。赫佐格在精神错乱时的表现是野蛮的，当然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。不过，借助于他那滑稽的官能，在混乱中他还能紧紧掌握住关键性的一点，那是一条沟通灵魂的渠道。这渠道也许不易发现，一则因为人到中年它就有些变形，再则，它周围丛生了芜杂的灌木，这是从我们名之为教育的园地上长出来的东西。尽管如此，这渠道依然存在。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持它畅通无阻，使之通向人们内心最深处，通向那个能够意识到高度自觉性的深处。靠了它，就能使万物归于一统，并作出最后的判断。
选自《世界散文精华》（美洲卷），冯至主编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1994
预读/校对：Turquoise、俱言、陈涛、zzj
整理：陈涛
执编：郑春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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